生态环境部张波：我与南水北调的不解之缘

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我与南水北调有着不解之缘……

    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南水北调工程关键在治污、重点在治污、难点在治污。在一次工作会上，时任分管省长赵克志同志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调你来就是为了南水北调治污，这件事干好了，山东省政府给你记功，干不好先拿你是问！”

　　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历经本科、硕士、博士先后十余年学习，研究水污染控制，毕业后分配到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现青岛理工大学）工作，历任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环境工程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务，总体还是从事水环境保护领域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2000年6月23日23时左右，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在核实我的身份后，没有任何寒暄就直接说道：“省委研究决定调你到山东省环保局担任副局长，您有什么意见吗？”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有人搞恶作剧，但是对方语气沉稳，让人毋庸置疑。我问：“是研究决定吗？”对方答：“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既然是省委研究决定，坚决执行。”

　　就这样，我从一名水环境保护的教学科研人员走上了公务员的道路，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报到以后，我被安排负责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治污工作。

　　2000年，时值山东旱情严重，烟台、威海等地不少水库已经干涸，不得不从水库里打井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工农业生产用水难以保障。缺水问题，成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瓶颈。

　　为此，山东省委省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走山东。但是，当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必经之地南四湖污染十分严重，局部湖区甚至鱼虾绝迹，治污成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成败的难点和关键。省委省政府对治污工作非常重视，国务院领导也有“南水北调工程关键在治污、重点在治污、难点在治污”的指示。在一次工作会上，时任分管省长赵克志同志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调你来就是为了南水北调治污，这件事干好了，省政府给你记功，干不好先拿你是问！”毫无疑问，我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了尽快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多次赴南四湖及山东调水工程沿线开展调研，了解情况越多，心情就越沉重。

探求治污策略

　　如果不是山东严重缺水、必须背水一战，这样的工作目标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我非常希望抓住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高举南水北调大旗推动山东的流域治污工作。

　　南四湖流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水面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流域内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800多人。整个流域没有入海通道，各类废水最终都汇入了南四湖。流域内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造纸、化工、印染、酿造等结构性水污染十分突出。

　　当时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严重缺乏，污水垃圾直排问题相当普遍。济宁市有一条流入南四湖的河叫“洸府河”，可以说是臭气熏天，当地老百姓有“闻着臭味到济宁”的戏言。南四湖大堤内约25%的湖面已被改造为台田和鱼塘，围网养殖数量众多，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遭到严重削弱。53条主要入湖河流污染十分严重，“有水皆污”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枣庄的新薛河氨氮浓度曾经高达500多毫克每升，滕州的城郭河化学需氧量（COD）年均浓度竟高达3800毫克每升，菏泽的新万福河、洙赵新河、东鱼河更是污染事故不断，上下游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南四湖的污染状况毫无疑问是相当严重的，而要在十年之内将其治理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调蓄湖泊，成为饮用水源地，不要说国内没有先例，国外也没有听说过。如果不是山东严重缺水、必须背水一战，这样的工作目标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2000年，国家启动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编制，专家们针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实际状况，提出了“截治导用整”的技术路线，即把污水全部截住，治理以后不再进入南四湖，在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将尾水向东导入黄海。当然，也还有建设专门的南水北调输水渠道，避开河湖污染的技术方案。总之，大多数专家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尤其是南四湖治污还是缺乏信心的。我当时对这一方案不太赞成：一方面南四湖没有入海通道，如果一定要将废水导出，就势必要穿越沂蒙山区或借道江苏，经济、社会两方面的难度都很大。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我非常希望抓住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高举南水北调大旗，推动山东的流域治污工作。

　　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另外一条技术路线，这就是“治用保”策略。“治”即污染治理，实施全过程污染防治，引导和督促排污单位达到“常见鱼类稳定生长”的治污水平。“用”即循环利用，建立企业和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努力减少废水排放。“保”即生态保护，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积极开展河湖生态保护，努力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这个思路得到了组织编制南水北调治污规划的首席专家夏青同志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成为山东段治污规划编制的技术路线。

　　2007年，山东省人大审议通过《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进一步把“治用保”策略上升为法律原则。

突破结构性污染

　　山东省首先从污染最为严重的造纸行业入手，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第一个地方环境标准——《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启了以环境标准倒逼“两高”行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新路子。

　　实现“常见鱼类稳定生长”的治污目标，必须首先解决造纸等传统行业的结构性污染问题。

　　几乎每一个污染行业都有一个国家行业性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据这样的标准，污染行业可以比其他行业“合法地”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而不会被追究。以造纸行业为例，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是COD450毫克每升，比一般城市污水完全不处理的浓度还要高。造纸企业的排水量一般高达几万吨每天、甚至几十万吨每天，普遍造成了“一个造纸厂污染一条河”的严重局面。与此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造纸等高污染行业本身也深受困扰，很难再有更大的发展。在时任分管省长赵克志同志的坚定支持下，山东环保部门明确了制定出台分阶段逐步加严的地方环境标准，力争用8年时间逐步取消高污染行业的排污特权，实现“常见鱼类稳定生长”的治理思路。

　　2003年，山东省首先从污染最为严重的造纸行业入手，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第一个地方环境标准——《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启了以环境标准倒逼“两高”行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新路子。

　　实施公开透明的、企业可以预见的标准体系，以数字化法规的形式宣布了落后生产力的淘汰进程。山东各大造纸企业和有关科研机构投入巨资组织国内外专家进行科技攻关，突破制浆工艺和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等行业环保瓶颈，整体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从2003年起，山东没有采取行政手段关闭任何一家规模以上造纸企业，政府没有负担补助资金，也没有安置下岗职工。在地方标准的引导下，企业自己走了一条转方式调结构的路子：先进企业直接瞄准8年后的标准，投巨资突破技术难关，带动了整个行业的转型发展；一部分企业利用政府给出的过渡期，逐步转变原料和产品结构，最终“换了个活法”；还有一部分企业走了与先进企业兼并重组的路子。十年以后，全省麦草制浆造纸企业的绝对数量减少了90%以上，由2002年的220家锐减到十几家，但行业规模和利税却显著提高。2013年，全省机制纸及纸板产量达到2053万吨，比2002年增加了2倍多；利税达211.1亿元，增加了近4倍，居全国第1位；COD排放量减至2.4万吨，减少了88.2%。目前，全省造纸企业已全部在排污口设置“生物指示池”，达到了“常见鱼类稳定生长”再排向环境的治污水平。现在股市上活跃的民族资本造纸企业，基本上都是山东企业。

　　按照分阶段逐步加严的思路，山东省又先后出台了38项地方环境标准，形成了覆盖全境的地方环境标准体系，推动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

    建立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

　　山东规模以上排放单位每年排放的废水高达55亿立方米，达标排放的废水虽然还远达不到地表水三类水质，但是已经具有了明显的使用功能，因此做好再生水循环利用的文章，意义十分重大。

　　山东环保部门会同水利部门组织专家开展设计研究，统筹再生水生产、再生水需求、人工湿地接纳能力、调蓄设施容量、气象水文等5个边界条件，创新水利与水环境工程联合建设、调度技术方法，在区域尺度构建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时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耿福明同志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后来的山东省南水北调管理局主要领导孙义福、王安德同志更是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为南四湖流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截至2013年，南四湖流域先后建成21项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共计扩挖河道198公里，新建输水管道42公里，新建橡胶坝29个，维修或新建拦河闸116座、提水泵站81座，截蓄量达10多亿立方米。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的建设，形成了大面积水域景观，专家们通过调蓄库塘生态恢复技术，实现COD、氨氮等主要水质指标提升一个类别，总氮、总磷去除率达50%以上，水华问题总体得到控制。2011年冬季、2012年春季，山东省遭遇大旱，各市将调蓄的再生水用于灌溉，有效缓解了当地旱情。水利部门的同志告诉我，农民利用再生水灌溉的费用由30元每亩降到了8元每亩。之前灌溉一亩地，用机井抽地下水，提水扬程约40米左右，采用再生水后，从河道中取水，水泵扬程仅需 2-3米，因此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费。

　　据统计，通过再生水的循环利用，大幅削减了排入调水干线工程的污染物总量，每年可以实现削减COD、氨氮量分别约8240吨和670吨，有力保障了调水干线水质安全。

    增加流域环境容量

　　“治用保”策略的一“用”一“保”，实际上是一“减”一“增”。“减”的是污染负荷，“增”的是环境容量，这就有效化解了治污压力，使发展中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解决流域污染问题成为可能。

　　规模化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是“治用保”策略的重要环节，也是水环境达标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但在当时大家对“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没有信心，虽然国内外有不少利用人工湿地净化污水的实例，但大多规模比较小，真正建设几十万亩规模的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还会遇到传质效率、冬季效果、湿地植物收获策略等新情况。坦率地说，当时我心里也没有底。为此，山东省环保局和济宁市政府联合出资支持利用济宁市污水厂的尾水开展中等规模的工程试验，在此基础上又选择新薛河入湖口建设了5000亩的试点工程。非汛期新薛河的河水全部通过橡胶坝提升水位后，自流进入位于河滩地的人工湿地，经过大约20-30天，由湿地出口进入南四湖。当时新薛河属于四到五类水质，经过湿地净化后可以清澈见底，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新薛河试点工程的成功，进一步坚定了大家的治污信心。

　　至2010年，南四湖流域先后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45项，面积合计11.7万亩，年削减污染物COD 12273吨，氨氮1483吨，减排效果显著。

　　在建设人工湿地的同时，我还邀请财政部门的同志和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一起，就退耕还湿、退渔还湖问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调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地方政府组织群众把许多防洪大堤以内的自然湿地改造成了“台田”，进入80年代，又鼓励群众在大湖里搞网箱养殖。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农药化肥和投饵养殖不仅形成了面源污染，生态破坏也相当严重，南四湖的环境自净能力大大降低，成为保障南水北调水质的一大拦路虎。

　　调研中了解到，所谓“台田”就是挖取湿地的淤泥筑成高出水面的人造“耕地”。由于地势低，夏季洪水季节一般都会被水淹没。所以农民也把这种耕地叫做“赌田”，通常他们每年种一季麦子和一季豆子。冬小麦可以收获，豆子就看老天爷的脸色了，经常是颗粒无收，所以农民称其为“赌田”。再加上这种地都在防洪堤以内，离家很远，所以农民种地很辛苦，一年到头，一亩地收入也就三四百元。因此只要方法对头，退耕还湿的难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箱养殖就不同了，养殖收入一般都很可观，而且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取消对群众利益影响很大。针对这些情况，我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同志一起研究，探索采取了不同的推进策略，允许地方从人工湿地建设费用中，按规定拿出一部分用于给群众的补偿。基层干部群众非常可爱，一旦统一了思想，他们就会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例如退耕还湿采用了“反租倒包”的模式，就是政府租用农民的台田，反过来再包给农民，规定只能按照湿地建设的技术要求种养芦苇、芦竹等水生植物，不允许施用农药化肥，水生植物的收获归农民所有。农民每年的租金和湿地产品的收入比较稳定，和单纯种地相比略有增加，更关键的是，农民基本上从耕种台田中解放出来了，可以干些别的农活进一步增加收入，所以农民对于退耕还湿是很支持的。

　　退渔还湖的难度就大了很多。为了加快推进速度，在财政部门支持下，从省环保经费里拨出1亿元，专门用于退渔补偿和产业转型补助。微山县渔民以民风彪悍著称，但是为了改善南四湖水质，确保调水水质安全，渔民们舍小家顾大家，流着眼泪拆除了赖以生存的养殖围网，令人非常感动！我至今一直惦记着南四湖的生态渔业和生态旅游发展情况，只有产业成功转型，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南四湖的农民、渔民们才会真正富裕起来！

　　到2018年，调水工程沿线已经建成人工湿地90多处，总面积31万亩，修复自然湿地60多处，总面积27万亩。南四湖自然岸线长度较2010年增加了53.4%，南四湖水生高等植物的物种数恢复到79种，超过了1980年代的73种。鱼类恢复到52种，多年绝迹的太湖新银鱼、大银鱼、刀鲚等鱼类恢复生长，成为主要渔获物种。南四湖鸟类数量达到15万只，甚至发现了52只珍稀水禽白枕鹤种群。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已经累计抽江水量169亿立方米，调入山东省39亿立方米，南四湖、东平湖总体保持了三类水质，局部水域甚至达到二类水质。应该说，东线工程治污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严格检验。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环保部和相关部门协调推进，调水工程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奋力拼搏的结果。

　　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我为有幸参与这一历史过程而深感荣幸。十几年前，每当有人问起对东线工程治污有没有信心，我总是说自己是“谨慎的乐观派”，我坚信东线工程治污一定会成功，但是任务确实非常艰巨。今天，东线工程治污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初步保障了调水水质，但是对治污成果还不能估计过高，巩固提升治污成果、防范环境风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对此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

　　我与南水北调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作者简介

　　张波 曾任青岛建工学院教师、给排水教研室副主任、环境工程系副主任、院长助理，青岛建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环保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9年5月任山东省环保厅党组副书记。2009年7月任山东省环保厅厅长。2010年1月任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党组书记。2016年8月任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

　　现任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